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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走進古鎮上一家小吃店，點了一碗扁肉（餛飩）充飢。老板娘與我閒聊間，得知我是特地前來憑弔戍台將士墓塚，便娓娓向我講述了一段往事：十多年前，這處義塚曾被雜草叢生的荒蕪所掩，後經當地人除草修剪、悉心打理，專門舉行了一場莊嚴的公祭儀式。當日原本烈陽高照、萬里無雲，孰料祭典進行到一半時，義塚上方突然湧來烏雲，一場陣雨驟然落下，仿佛天地也在為英烈垂淚，真可謂「天人同悲」。聽罷這段往事，我內心深受觸動，久久難平。
離開古鎮返程時，我恰巧遇上前往馬尾「船政博物館」的公車，便順勢登車前往參觀。這是我第二次走進這座館藏豐富的博物館，二樓展廳專門陳列著牡丹社事件的相關史料，涉台文物與圖文介紹頗為詳盡，此番重遊讓我對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為了進一步梳理這段跨越閩台的血脈記憶，還原戍台將士的英勇事跡，隨後數日，我又專程走進「福建省圖書館」，相繼借閱了《戍台名將》《福州市志》《閩安鎮志》等相關資料，在紙頁間細細追溯那些深埋的歷史細節。
從巡檢司到協台衙門
「閩安協台衙門」位於福州馬尾區亭江鎮閩安村，此地的軍事與海防地位由來已久：宋代設監鎮衛，元代改為「巡檢司」；明代鄭和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此召募水師；明朝軍隊也曾從此出兵，成功擊退葡萄牙武裝船隊的挑釁，繳獲佛郎機炮20餘門；鄭成功復明之舉中，這裡更是重要的海防前線，曾駐紮重兵嚴陣防守。
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總兵范承謨將此地擴建為協台衙門，使其成為清代福建水師的軍事指揮中心，統轄左右營及烽火營，常駐兵力達3000至5000人，轄區覆蓋閩海（今台灣海峽）至台灣、澎湖的全部海防事務，是現今保存完好的水師衙門建築群之一。此外，「福建海壇鎮總兵署」綠營水兵、「金門鎮總兵署」「東山鎮總兵署」及廣東「南澳總兵署」，均會定期派兵前來協助防務。清政府對台灣實行「班兵」制度，在其統治台灣的212年間，前百餘年皆從福建各地抽調兵源赴台駐防，實行三年一輪換的制度，每府廳輪調多達70餘次。僅康熙一朝，累計便有13萬官兵參與戍台防務，兵種包含戰兵、守兵、騎兵等，歸福建水師提督兼轄，由台灣鎮總兵直接統領。
清初民間移民台灣，治安不穩，械鬥頻繁，局勢動盪，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起義此起彼伏。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貴起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起義期間，閩浙總督常青皆從閩安調兵支援：先是令閩安烽火營300名官兵，聽從海壇鎮總兵郝壯猷調遣，由閩安出發，經官塘（竿塘，今南北竿）、白犬（莒光列島）洋抵達淡水，分兩路圍攻林爽文；其後又增派省兵1500名，飭令閩安協副將徐鼎士攜帶充足軍火器械，前往台灣協同守禦。
戍台官兵的足跡遍布台灣各地，滬尾、艋舺、雞籠（基隆）、鹿耳門、安平、打狗（高雄）、左營等處皆有他們的身影。這些士兵隻身赴台，不得攜帶妻兒父母，為慰藉鄉思、凝聚人心，同鄉官兵會在駐紮地設立私館，館內奉祀「天后」；鹿港新興街的「天后宮」，便是由閩安籍官兵集資共建而成。
牡丹社事件始末
琉球王國原本是明清两朝的藩屬國，兩者宗藩關係綿延五百年之久，琉球定期向明朝進貢並接受冊封。清朝建立後，延續這一宗藩關係，清廷亦派遣正使出使琉球，乾隆年間更賜予「琉球國王之印」。至日本江戶幕府時期，琉球被迫向清、日兩國同時進貢稱臣。
清同治十一年（1871年）12月，琉球宮古島島民的進貢船在回程途中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屏東八瑤灣。船上69名乘客中3人溺亡，其餘66人登岸後，因誤闖高士佛社番地，遭原住民襲擊，54人遇難。逃過一劫的12名船員，在當地社寮漢人劉天保、楊友旺、宋國隆等人營救下脫險，輾轉前往台南府城，爾後又轉赴福州。
1872年6月，閩浙總督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奏請朝廷獲准後，遣送這12名琉球難民乘船返回琉球。
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明治六年）11月，日本政府派遣大臣柳原前光等人來到大清交涉，會見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恂等人。清廷最終給出「生番屬我國化外，由貴國裁決」的答覆。此後，又發生日本秋田縣民4人漂至台灣東部遭劫的事件，日本遂以「懲罰元凶」為藉口，發動明治維新後首次對外軍事行動，這亦是近代日本侵華的開端。
福州日本領事館陸軍少佐樺山資紀等9人，搭乘「廣東號」輪船前往台灣，為出兵事宜偵查籌備。當時駐日美國公使、英國公使等相繼聲明保持中立。
1874年5月8日，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搭乘「高砂艦」，率領3600餘名士兵從長崎出發，在屏東車城鄉社寮登陸後，向牡丹社一帶發動進攻，遭到當地高山族人民的堅決反抗。此役中，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及眾多族人陣亡，日軍亦有20餘人戰死。為實現長期占領與擴張，日軍在當地修橋築路，並設立都督府。當時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張熬雖已派兵駐守琅嶠，卻未能有效阻止日軍擴張。日軍長期駐紮期間，因當地氣候炎熱、衛生條件惡劣，瘧疾盛行，僅因染病死亡者便達561人。
福州閩安遣兵遠征
清廷獲悉日本出兵台灣的消息後，立即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福建布政使潘霨為幫辦，前往台灣處理海防事務、部署軍事防禦並負責與日方交涉。
閩安協台衙門左右營將士聞令整軍出航，從閩江內港駛入閩海，船艦穿過白犬洋東沙島（今莒光列島）時，遭遇滔天巨浪，歷經艱險後途經八里坌抵達淡水，再輾轉前往打狗（高雄），最終遠征屏東牡丹社驅逐日軍。長途海上顛簸與陸路行軍讓士兵們疲憊不堪，加之台灣南部瘴氣盛行，閩安水師營將士中戰死或染疫死亡者多達133名。這些犧牲將士的遺體火化後，骨灰裝入甕中運回福州閩安，統一安葬在閩安協署後側約2公里處的虎頭山麓。
這處義塚一面依山、三面臨谷，墓埕以三合土夯築平整，共有130餘座墳冢，按橫13行、縱11行整齊排列，每座墳冢皆以三合土封頂，各豎立一塊高約30至40公分、寬約20公分的花崗岩墓碑，碑上鐫刻著死者的姓名與籍貫。經百年風化侵蝕，部分碑文仍依稀可辨，諸如「閩邑王敬仕墓」「福清陳春元墓」「長樂陳學蓮墓」「連江黃潮清墓」「同安王邦生墓」等。墓群前方豎有一塊大碑，陰刻「義塚」二字，旁側題款：「同治歲次甲戌冬十月吉日立」（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牡丹社事件發生年份恰好對應。
我遙想當年，這些閩安將士背井離鄉、遠征台海，最終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心中不勝感慨。
事件餘波與經營台灣
牡丹社事件最終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出面「調停」下落幕，清政府與日本簽訂《清日台灣事件專約》，向日本政府支付白銀50萬兩，作為日軍在台灣修路、修建營房等費用的補償；與此同時，清廷間接承認琉球歸屬日本。日軍於同年12月撤離台灣，琉球從此淪為日本屬地。
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深刻意識到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從消極治台轉為積極經營。沈葆楨認為台灣軍備建設刻不容緩，他以台南市府城為根基，主持修建「安平砲台」（亦稱億載金城），派兵駐防枋寮、東港等地，同時在旗津修建炮台；此外，鑒於台灣南部海難頻發，又推動在恆春增設鵝鑾鼻燈塔。李鴻章亦批准調派淮軍精銳銘軍（劉銘傳部）6000餘人、洋槍隊及粵勇8000餘人相繼赴台守備，並在台灣增設府縣、推行「開山撫番」政策、廢除渡台禁令，大力推動台灣的開發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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