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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中
新的世紀開始，舊的世紀的一切似乎都得有個交代，那怕是最機密的情報活動。從五十到六十年代這段時間，凡住在台灣，稍微留心政治的人，都會聽說過一個叫做「西方公司」的機構，好像這機構是中情局（ＣＩＡ）的化身，或ＣＩＡ的外圍，相當神秘，外間對其組織和所辦業務多不甚了了。這一深藏了半世紀的神秘終因「西方公司」昔日成員何樂伯（Fran k Holober）著書立說，而大白於世。前些時，李潔明大使就對筆者說起何著「中國海上突擊隊（Raiderof the China Coast）一書，趁著春假，終於把這」本書從頭到尾好好看了一遍。其情節的引人入勝，超過間諜小說或電影。畢竟小說或電影虛構的成份居多，而本書則是真人真事，由作者現身說法，對「西方公司」的緣起和所作所為，作了第一手的透露與報導。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後，仍控有金門、馬祖、大陳等外島和這些島嶼附近的小島。上述外島在五○年代初期成為突襲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基地和「反攻大陸」的跳板。當時金門防衛司令胡璉和大陳的指揮官胡宗南（化名秦東昌）轄下有為數上萬的游擊隊，打著「反共救國軍」的旗號，不時突擊中共控制的沿海島嶼，台灣的報紙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大幅報導游擊健兒重創「共匪」的英勇事蹟。胡宗南夫人葉霞翟所寫「天地悠悠」一書中，甚多此類記載，但這只是歷史的一面，而且是中華民國的版本，如今讀了何樂伯的「中國海上突擊隊」，方知關於這段歷史的美國版本，是多麼的不同，而不得不對我們官方幾十年來的說法重新估評。
照何樂伯書中所說，這些游擊活動全是美國ＣＩＡ幕後主導和策動的。游擊隊的訓練、裝備也是ＣＩＡ提供，由ＣＩＡ招募的二次大戰中的情報老手 （包括中美合作所ＳＡＣＯ及ＱＳＳ的成員）和借調自美國武裝部隊的軍官們組成「西方公司」負責執行此一計畫。整個目的在牽制中共在韓戰戰場上的軍力，使中共無法抽調部署在沿海的部隊到朝鮮半島去作戰。故等到韓戰結束後，「西方公司」的歷史性任務即完成，逐漸式微，而後易名為海軍輔助通訊中心（ＮＡＣＣ），外島的游擊活動也自一九五三年七月突擊東山島的戰役後畫上休上符。事實上，東山島戰役整個作戰計畫是由「西方公司」的主將漢彌頓中校（Edward Smith Hamilton）草擬的。在七月十六日（韓戰停戰協定簽字十一天前）發動攻擊前，綽號「獨眼龍」的漢彌頓還親自為中方高級將領如孫立人、馬紀壯、王叔銘（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作了一場簡報。素有「西方公司」保母之稱的蔣夫人宋美齡也出席了簡報。
「西方公司」的正式名稱是「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 簡稱ＷＥＩ），直屬於ＣＩＡ內的「政策協調處」（ＯＰＣ），這是一個與「特別作業處」（ＱＳＯ）平行的單位。最先倡議這個組織的有蔣夫人、飛虎將軍陳納德、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等。最主要的推動人則是ＣＩＡ的政策協調處處長魏斯納（Frank Wisner），遠東處處長史迪威上校（與戰時任中國戰區蔣委員長參謀長的史迪威同姓，後來做到西點軍校校長），政策協調處的中國科長狄普義上校（ Col. William E.Depuy此人後來做到四星上將，是提拔現任國務卿鮑爾的恩人）。
「西方公司」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國匹茲堡市正式註冊成立，出面的負責人是布立克（ Frank Brick），此人曾任美陸軍第九十師軍法官，是中情局創始人杜諾萬將軍的老同事。獨眼龍漢彌頓是「西方公司」的秘書兼財務，總裁則由莊士敦（Johnston SACO的老特務）掛名。西方公司的僱傭人員在公司成立後的次月（一九五一年三月）即抵達台灣，開張作業，摩拳擦掌的要向還相當脆弱的中共一顯身手。
「西方公司」的台灣總部設於台北市中山北路，靠近圓山飯店，首任老闆是皮爾斯（William Ray Peers ）中校，二次大戰時在緬甸主持敵後的情報工作，是ＣＩＡ前身ＯＳＳ第一○一支隊的隊長，後派到中國，在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內工作。「西方公司」的全盛時代的工作人員達七十多人（當地的支援性職員不計在內），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包括游擊戰術、爆破、密碼解譯、傘兵訓練、心戰等方面的專家。其中一位早年在上海「字林西報」當過駐北京特派員的甘露德（Rodney Y. Gilbert），即是負責對大陸的心戰業務，此人那時已年逾六十，和二十多歲的作者小夥子比當爸爸都有餘了，故被尊稱作「羅得伯伯」（ Uncle Rod）。
本來「西方公司」準備在台灣本島訓練游擊隊執行突擊大陸的任務，後來發現在外島更能發揮這方面的長處，故在金門和大陳都設了連絡站，派人常駐，就地訓練游擊隊，並與駐地的國軍司令指揮官連繫協調戰鬥任務，所以「西方公司」的人員時常陪同胡宗南、胡璉到大陳週邊的披山、魚山、南幾等小島以及靠近金門附近的南日和湄洲島出擊或視察。他們通常穿著國軍的制服，頭戴青天白日的軍帽，若非他們的長相與輪廓，還真不易看出來是外國人呢。
一九五一年九月，在漢彌頓策劃下，二百名經過特別訓練和裝備的游擊隊，成為第一批從金門打回大陸的先鋒隊，這些游擊隊求戰心切，一登上大陸就向共軍大開殺戒，結果被解放軍以優勢的兵力和火力包圍住，不消幾天即遭全部殲滅。在此一突擊之前空投進入大陸的游擊隊，也在還沒發電報平安之前，即被擄獲，由此可知中共經由「抗美援朝」的運動，已激起民眾愛國情緒，即使沿海島嶼的人民，也被動員起來，形成嚴密的組織，游擊隊已難立足。於是「西方公司」的軍事專家們改採閃電戰術，出奇不意的突擊，然後立即撤回，這一戰術在對湄洲突襲的戰鬥中，果然奏效。敢死隊員在隊長王盛傳（外號王胖子）的率領下，拂曉展開對湄洲的突擊，午夜以前即凱旋歸來，回到營房，此次出擊人員共計兩連六排人，配有海軍的小型驅逐護航艦和空軍的AT-6教練機掩護，這次行動達到膺懲不得民心中共幹部的目的，俘擄了二十名民兵，擄獲了一些武器和其他戰利品。在另一次突擊中，截獲一條滿載寄到海外郵件的小船，漢彌頓立即把全部郵件送到台灣，檢查有無有價值的情報，心戰老手甘露德見獵心喜，把所有信件拆開裝了反共傳單，然後不露痕跡的封好，再送去香港投郵。隔不多久香港和東南亞報紙即報導，海外華僑收到大陸親友的來信，均附反共傳單，足見中共政權不穩，不得民心，稍後，西方媒體亦有類似報導。不明真相的人，還真以為這些反共傳單來自中國大陸內部呢，其實是「西方公司」在台灣的傑作。
除了策劃、訓練、裝備游擊隊對大陸沿海突襲外，西方公司人員也從事對大陸敵情的偵察工作，並提供情報，協助游擊隊攔截搜索載運戰略物資開往大陸港口的商船。為了這個目的，「西方公司」在距福州只二十多英里的白犬島上設置了連絡站。全盛時，島上駐有「西方公司」的達八人之多，ＣＩＡ在白犬島上的作業在韓戰結束，大陳撤退後仍然繼續，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全部撤離。白犬島的游擊隊司令是王調勳，這人幾乎是海盜和軍閥的化身，儘管盤據的不過是二哩長的小島，卻像獨立王國一般，居然有自印的鈔票，他和他的隊員們主要靠打劫海上的船隻維生。在白犬島上常駐的美國人先後有蒙哥馬利（ Philip T. Montgomery ）、柯邁可（Michael D. Coe）、詹姆士（ Campbell R. James）等，蒙是蘇格蘭後裔，但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美國人，生長於法國，故說一口法國腔的英語，抗戰期間，蒙在重慶，是法國反納粹勢力的情報連絡官、柯是哈佛畢業生，後得博士，專精拉丁美洲地區的考古學，詹出身耶魯大學、家世甚好，想想這些在美國已屬菁英之士，居然願意到萬里之外、荒蕪人煙的小島，從事冒生命之險的特殊任務，實屬難得。無怪也是哈佛畢業（趙元任的高足）的作者何樂伯，慨嘆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時代。
「西方公司」的美國工作人員提供情報、訓練（辨識船隻的類型、國籍）和武器攔截駛往大陸的商船，也會引起一些國際糾紛，其中最著名的波蘭油輪「陶普斯」號。由於船上有不少的俄籍船員，那時正是冷戰高潮東西對峙的年代，「西方公司」希望俄國船員投奔自由，造成宣傳的效果，儘管美方沒有直接參與偵訊俄國人的事，卻在幕後扮演了角色。先是透過「西方公司」駐台北代表狄倫（Robert S. Di llon）的安排，美第七艦隊獲得一部份「陶普斯」載運的噴射機汽油。台灣情治單位體會美方盼望，俄國船員棄暗投明的「心意」下了不少功夫。提供舒適的旅館之外，還准他們上酒吧，晚上供應女人，並暗中加以錄影，作為要脅俄國船員投誠的手段。那知他們不吃這一套，居然叫看管的人加印那些妖精打架的照片，說是要寄給他們的好友們，讓老友們羨慕而仿效。
被攔截的貨輪以從香港出發去大陸的英國船隻居多。有一次游擊隊截了一艘一千二百噸叫「海立抗」（The Helikon）的貨船，駐在白犬島上的柯邁可派翻譯郭立墨去和英籍船長談話，套取情報，沒想到郭鬥不過老奸巨猾的英國人，竟被套牢，洩了「西方公司」的底；英國船長回到香港後，把白犬島上美國人的姓名及身份都揭露了，使老美大失面子。更嚴重的後果是一度港英當局不准「西方公司」的某些人去香港度假。
新聞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年鑑，一直到今天都在大事記中載著：「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應為十六日）游擊隊成功的突擊共黨控制的東山島」，這就是當年台灣所宣揚的「東山島大捷」。那時記者住在香港，記憶中當地的中共報紙宣稱解放軍痛擊進犯東山的「蔣匪軍」，並刊出多張被俘國軍的照片，在這場戰役中，國共雙方究竟誰勝誰負，看了何樂伯的書後，總算有了個比較客觀和確切的答案。「中國海上突擊隊」的最後一章整章談的全是東山之役。根據何樂伯的敘述，這場戰役有得有失，但失大於得，所以是失敗的。規劃此役是漢彌頓由美國重返台灣開始的，時間是一九五三年六月，連突擊目標東山島都是漢選的，作戰計劃也是這位一九三九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的「獨眼龍」所擬。此一作戰是一九四九年國軍退出大陸後針對大陸採取的最大軍事行動。漢彌頓的計劃是動用一個傘兵加強營（約六百人），一千五百名游擊隊和約一個小型師的正規軍（五千人），再加上海空軍的支援，規模相當大。為何這樣一個戰鬥計劃由美國人來主導而非國軍自己，照本書作者的說法是，中方認為只有這樣美國才會全力支持，義無反顧了。
漢彌頓只花了四十八小時就擬好了到連隊的作戰計劃，然後飛往金門和胡璉面商大計，爭取大力支持，胡一答應，漢當天即飛返台北，繼續與中方協調，特別是主持國民黨大陸部的鄭介民將軍和國防部有關部門。東山之役是由胡璉坐在驅逐護航艦上指揮的。漢彌頓則並未躬逢其役，而是坐鎮在台北，不過戰役開始前，漢氏親自為蔣夫人和中方高級將領們作了一場簡報，由蔣夫人的翻譯官阮志仁上校擔任傳譯。
現住大華府地區的一位劉先生，是參與東山之役的傘兵隨隊攝影師。七月十六日凌晨三點不到，劉和他的同志們即被叫醒，用過簡單的餐點後匆匆上路，乘卡車由龍潭向新竹空軍基地進發，抵達時，二十二架Ｃ－46運輸機已升火待發，每架裝載三十名傘兵和武器配備。可是還沒起飛，就有兩架的引擎發生故障，一架起火，另一架升空後不得不折回，機上的傘兵無法出征，引來一陣咒罵，認為他們喪失了一個殺敵報國的大好機會。飛機升空後，預定飛行一小時四十五分鐘抵達東山上空，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十五分，天亮之前。在飛行途中，有位駕駛員發現風高夜黑，生怕被敵人擊中，竟然掉頭向回飛，置機上的傘兵於不顧。這位駕駛降落後，立即受到應得的懲罰。東山之役，尚未出師，已有兩樁不利，實非好兆頭。最後由於空降位置錯誤，島上岸邊的潮汐計算不準，這些訓練不易的傘兵精銳，非但沒能派上用場，還損兵折將，死了二百多人，大隊長李上校和一位隊長張少校均陣亡。
東山之役失敗的另兩個原因是通訊不良和後援部隊受落潮影響，沒能依預定時間抵達接應。由於通訊失靈，各部隊之間和部隊與指揮部之間根本無法連繫，陷入一種盲人瞎馬，各自單打獨鬥的局面，大大削弱了戰力，後來撤退時，多虧年輕英勇的空軍們拚命往返金門東山之間，對追擊的共軍輪番轟炸掃射，否則，就更不堪設想了。對幕後策劃全力支持此次戰役的ＣＩＡ而言，東山島的失利等於是沒有豬灣的豬灣事件，本書作者說，東山之役的損失，使參加這次突擊的陸海軍們的良心，長久難安。此間的劉先生，想到這段往事，總是有不堪回首的隱痛。
中共「新華社」在東山之役五天（七月二十一日）之後，發表消息誇稱，進犯東山的一萬蔣軍，三千多人被殲滅。台北的國防部則駁斥新華社的報導是謊言，「軍聞社」同一天的報導說，此役擊斃、擊傷共軍兩千人，俘虜四百八十人，另摧毀軍車五輛、彈藥及糧庫多座、機帆船七艘、山砲八門等。何樂伯說台灣的戰果數字較為正確，只是俘虜在倉皇撤退中多被留在淺灘上，沒能帶回金門。他的總檢討是整場東山之役令人傷心透頂，空降部隊二百多人喪生，對士氣打擊極大，支援的海空軍均不稱職，最差的是情報作業，也是此役敗北的關鍵。不過從較高層面來看，東山島戰役證明「國民黨這頭怪獸」還存在，美國人仍積極的幫著它，「西方公司」有些人甚至認為中共終於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簽署韓戰停戰協定和此役不無關係。
無論如何，不能否認的是，東山島之役是ＣＩＡ所屬的「西方公司」在台灣及外島準軍事作業的轉捩點，自此以後，「西方公司」逐漸終止了支持游擊隊的活動，而「西方公司」本身也在一九五五年初壽終正寢，其業務由「海軍輔助通訊中心」（ＮＡＣＣ）接管（ＣＩＡ在台灣島上對外的名稱）。
「西方公司」關門，是蔣夫人的傷心痛事。東山戰役之後不久，公司的在台負責人狄藍尼（Robert J. Delaney）邀請她到公司的賓館，親自向夫人宣布了「西方公司」將結束的壞消息。這是一個情緒激動，氣氛凝重的會見，蔣夫人的反應，好比聽到一位「密友死亡」般的震撼，她聽完簡報後，一語未發，就孤獨的滿懷心傷的離開了，那是一個陰雨天，只有一位隨從為她撐著傘，狄藍尼目送蔣夫人在雨中踽踽獨行乘車離去，那情景好比「西方公司」和中華民國關係死亡時的喪禮。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過後不久，住在華府近郊的何樂伯與漢彌頓偕伴同行，重訪台灣和金門，尋訪昔日在兩地的「西方公司」舊址和他們的故居，原址雖有跡可循，景物卻已全非，「西方公司」在金門溪邊村的總部房舍仍在，但早已人去樓空，掩門閉戶，後來找到原來屋主已年邁的女兒，打開了大門，始得逐室憑弔一番，只見滿目瘡痍，樓台亭榭搖搖欲墜，此情此景，使他們無限感傷，就像唐代大詩人劉禹錫在「西塞山懷古」詩中所言：「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何、漢兩位老兵雖不死，卻正漸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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