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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可分「自傳」與「他傳」兩個主題，桑品載自述怎麼陰錯陽差，成為娃娃兵。
上海人錢貴，服役馬祖時，犯鄉愁，藉球漂浮不果，槍斃論處。王民艇長擬娶台灣女子，遭到刁難，後挾持人質不成，被憲兵捉了。不僅桑品載身不由己，而是我們、他們，都處在歷史的潮水中。
戰爭是時間的大浪，浪來了，我們去了、也遠了。我們理該怕浪，卻又專注聆聽潮聲。只因為逝去的時代，有著磨滅不了的愛。
《小孩老人一張面孔》書影。（圖�爾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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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吳鈞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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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東引鄉誌》的：父子會
作者：桑品載
在那個年代裡，有著許多鮮明的印象。其中最深刻的是一件關於父子之間的真實故事……
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間，有所謂「海上大學」，這是諸多對中共心戰手段的一種，方式是將海軍登陸艦「中」字號的坦克艙佈置成為一個展覽室，其中陳列大量宣傳品，也放映電影。船停在公海，將海上作業的大陸漁民強制趕上船，請他們參觀。所有的文宣品都歡迎他們帶走，另外每人還可以獲得一小包蓬萊米。但大陸漁民只對蓬萊米有興趣，文宣品卻不敢拿，那是會殺頭的。
另一個向大陸漁民作心戰的場地叫「漁民之家」，所有的外島都有。在台海作業的漁民大多數是福建人，他們的漁船較小也較舊，當海上風浪驟起，他們來不及趕回原碼頭時，我們的海軍就會把他們連人帶船引領到有「漁民之家」設置的附近島嶼，以躲避風浪，待風浪過後，再放他們回去。
在「漁民之家」裡，他們會受到親切的接待。那正是中國大陸一窮二白的年代，能有一頓大米飯吃，就是很高的享受。在穿著上正提倡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後來又加了一句「 拼拼湊湊再三年」 ），所以上了岸的大陸漁民無分年齡，沒一個「好臉色 」，衣服上的補釘，多到讓人分不出什麼才是這件衣服原來的顏色。
他們在「漁民之家」通常只待一、兩天或一個晚上，不過也有例外，如果風浪持續不歇，就會多留幾天。在停留期間，他們被嚴密看管，不准離開「漁民之家」一步。所有人的結果都是一樣：必須回去。
民國五十一、二年，我由澎湖調到東引指揮部所屬的「東湧日報社 」，職務居然是總編輯，而那年我才二十二歲。那是一份八開兩版的油印報，全報社包括送報生在內，總共六個人。第一版的新聞來源完全靠中午十二時的中廣新聞廣播，第二則是「 地方版」，報導好人好事之類，我這個總編輯同時也是唯一的記者，第二版的新聞全在我筆下產生。
藉著職務上的方便，我在東引島兩年期間，去過一般人進不去的地方，「漁民之家」便是一例。這個地方之所以被列為「禁區 」，防止大陸漁民脫逃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是提防官兵因為與大陸人民直接接觸，而興起了思鄉之情，在連「 四郎探母」都禁唱的那個年代，懷鄉是十分嚴重的「政治偏差」，其至被引申解釋為反共意志不堅，火燒島中不乏這些份子。
特別是因為反共救國軍裡福建籍僅次於浙江籍，少說也有千人以上，漂過來的漁民中連同村的人都有，所以防範更嚴。一般人不但不能進出，連在附近走動，都會遭到衛兵驅逐。
東引的「漁民之家」設在西守備區，是一棟白色的建築《註 》，共兩層，樓上是起居室，分成四個房間，每個房間各有兩張上下舖的木床，住滿時可容納十六人。樓下是「中山堂 」，裡頭只有兩種報紙中央日報和青年戰士報（即今青年日報的前身），不過都是過了期的，而且不適宜他們看的社會新聞版也都被拿掉。雜誌倒不少，都是總政治部的出版品。例如「國魂」、「勝利之光」（畫刊）、「革命軍 」等。「東湧日報」竟不在陳列之內，一度使我十分納悶，且有挫折感，過了很多年才自我體悟──大概是因為有些報導中不免會提到部隊番號或主管名字，對大陸人民來說，這也算是一種「情報」。（註：前身為「漁民之家」的白色建築，現為附七部庫房。）
每年七、八月間，因為是颱風季節，海上風浪險惡，所以「漁民之家」裡幾乎一直處在客滿狀態。床位不夠時，便打地舖，甚至從樓上打到樓下。
漁民身上都有一股魚腥味，他們自己久而不聞其臭，一進入漁民之家，那腥味就會撲面而來，然後如影隨形的跟著你，即使離開了那裡，腥味總要過好幾個小時才會從你身上慢慢散去。碰到漁民之家人滿之際，那腥味簡直能使人頭腦發昏。
但即使是如此，我還是常去那裡跟他們聊天。聊天所得其實絕不能成為「東湧日報」的一則報導（那是沒有理由的明文規定），我只是去解鄉愁，以別人所達不到的近距離，去感覺活在另一種權力統治下的另一批中國人的感覺，雖然他們不是我的故鄉人，但我的故鄉人也生活在那個權力下，那個感覺裡。
跟他們說話，我很小心，因為怕他們之中有「匪諜 」，所以我總是聽多說少。他們很喜歡跟我說話，這當然跟我愛找他們說話有關，此外，風浪未歇，寂寞也是主因。東引島那年代只有指揮官宿舍自備發電機，其他地方，天黑之後，只靠蠟燭和煤油燈照明，連報社也一樣。我有時跟他們一起吃晚飯，天黑之後則在「中山堂」跟他們談天說地。燭光搖曳，濃濃的鄉愁，便在臉與臉之間，目光與目光之間流轉，常常要到「漁民之家」的主管向我咬耳朵「逐客 」，我才悵然離去。
他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台灣漁民的生活狀況：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打魚能賺多少錢？我對台灣漁民的狀況十分陌生，為了滿足他們，我便請台灣的朋友替我蒐集資料。我記得最令他們羨慕的倒不是台灣漁民收入比他們好，而是收入盡歸己有，因為大陸漁民捕魚是拿「工資」的，所獲魚貨一到碼頭就悉數被公社人員接收。他們之中曾有人天真的問我：「能不能留在台灣打魚？」那當然不可以！
在與「漁民之家」頻繁的接觸中，留下了許多記憶：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位漁民父親竟在東引島遇見了他在那裡當兵的兒子。
他們是福建莆田人，父親大約五十幾歲，中等身材，乾黑的臉膛即使笑起來也顯得愁苦。他因為有一個少見的姓─「父」─而引起管理人員的注意。大家在閒話間把話帶了出去，東引和西引是一個防區，駐軍屬同一個單位，於是很快就有人發現，有一個士兵也姓「父 」；輾轉相告，那位大兵也知道了。
這麼罕見的一個姓，又是同鄉，那就一定有親戚關係。於是那位士兵向長官請求要跟這位漁民見面，隊長立即駁回，因為這是違反規定的，根本用不著還向上級請示。
那個士兵雖失望卻不死心；接著，通過一個衛兵的協助，打聽出了那個漁民的名字─竟然是他父親！如此更難阻止了，他淚流滿面地向隊長、大隊長下跪、叩頭，說只要見見面，一個小時就好了，但他們還是不准。
不知道誰向他提供了一個消息─可以找東湧日報的記者幫忙，因為，那記者經常進出漁民之家。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唸起來十分彆扭，叫「父周福 」，三十幾歲，因為常構作工事的關係，身體黑而精壯。中午前我回報社時，他已在碉堡裡等我了。
我已聽聞有這件事，但猛然見到這位士兵，仍覺得十分吃驚；而且不用他開口也明白他為什麼找我。已拿定主意要拒絕他，卻又想不出還有比他長官所說的更好的理由。
「你是怎麼當兵的？」我問他。
「還不是被抓來的。」他說：「有次我們在海上打魚，遇到了游擊隊的船，就連人帶船一起被抓來了。」
像他這樣遭遇的，在反共救國軍裡不少。有一個隊從隊長到伙伕一百多人都姓「陶 」，全是同一個村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反共游擊隊，有仗打時打仗，沒仗打時就回家，有次遭到共軍圍剿，打了敗仗，只好逃走，但卻也把村子裡的壯丁一起抓走。
「你們有多久沒見了？」
「五年多，快六年……」他說著低下頭，突然跪了下來，「總編輯，一定請你幫幫忙，我只要跟我爸爸見一面，見一面就好，一個小時不行，半個小時也行，或者十分鐘。我被抓了以後，他還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哩……」
他一邊說一邊哭，哭得說不出話來，我去扶他，他不肯起來，還抱住了我的腿，哭得更大聲。
「我實在很想幫你，可是無能為力呀！你也知道這是不合規定的。」
「請你一定想想辦法，你一定會有辦法的！」
我被他的真情所感動，於是點了頭，答應他的請求。我是真心的答應，沒有絲毫敷衍他的意思，雖然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幫他。
跟父周福見了面以後，我一直在軍紀和心性之間掙扎。我跟管理員很熟，可以稱得上是好朋友，要不要開口請他跟我一樣做一件違反軍紀的事？他有沒有這份膽？還有，會有什麼後果？
下午我去漁民之家，特別去找那位姓父的漁民。
從閒話家常開始，我問他：「你有幾個兒女？」
「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女兒大，還是兒子大？」
「兒子大。 」
「那兒子有三十幾歲了吧？在做什麼？」
他嘆口氣，搖搖頭：「兒子已經不在了。」
「去哪裡了？」我故做震驚地問。
「不知道去了哪裡！五年多前去捕魚，就沒有再回來！」
「會不會……」我沒有說下去。
從他說話的口氣看來，他兒子被抓去當了兵都還不知道，當然更不知道他兒子就在東引。我去找管理員，跟他談起這件事。
「怎麼能讓他知道！」管理員說：「反正他們在這裡也只是住幾天，走了就沒事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有意捉弄或者幫忙，這個颱風一直滯留不走，這批漁民已經在這裡住了三天了。
「你知道這個消息後，心裡不會覺得難過嗎？」我說。
「怎麼會不難過？可是有什麼辦法？除非指揮官同意，誰也不敢作主！」
他這話提醒了我──去求指揮官。
指揮官是所謂的「東引王」，一般人見不到，我卻常常可以見到，這位指揮官是位儒將，學養俱佳，卻志高氣傲，後來曾擔任過陸軍官校校長，因為與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不合而下台退伍。我之所以能常常跟他見面，是因為他每次出巡時，除了副官必須跟隨外，也會通知我隨行，地方上稱我為「附件二」。（「附件一」當然是他的副官。）
為了趕時效，我立即去見他的副官，表示有急事求見指揮官。
指揮官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我開門見山向他報告這件事，他望著我一直笑。
「這關你什麼事？」他說。
「是不關我的事，可是……可是……」我幾乎也想跪下來，聲音裡已經有眼淚。
「溫情主義！你實在不像是個軍人！」
我不敢再說下去，怕他罵我。心裡已涼了半截，猜他不會答應。
「好吧！就看在你這份同情心，准他們見個面。不過，時間不能太久，要是鬧出什麼事情來，我不辦別人，就辦你！」
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即敬禮退出，請副官通知漁民之家，再通知父周福的直屬長官。
相見會安排在管理員室，房間裡除了這對父子，還有管理員和我。為了防止意外，管理員室門外臨時加派了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
父親先在屋裡等，雖然給他安排了座位，他卻一直站著，目光從沒離開過房門。好在不久父周福就出現了，雖然分別了五年多，父子目光接觸，就認出誰是誰。父周福衝上前兩步，跪在父親面前，號啕大哭。
他們說的是閩北話，我和管理員一句都聽不懂。唯一懂的，是他們的哭聲。
窗外怒濤澎湃，狂風呼呼，卻仍掩不住這對父子的哭聲。他們同坐在一條長木凳上，四隻手絞握在一起，不斷的說話，不斷的哭。
一個小時很快就到了，管理員望了我一眼，同時指指他的手錶。父周福看到了這個動作，立刻站起來向管理員敬禮，說：「再一會，再一會就好。」
我們又給了他們半個小時，但看樣子話還沒有說完。管理員走過去，笑著說：「好了，就這樣吧！將來反攻大陸回去再好好談。」
他們也明白不可能一直拖下去。作父親的用國語不斷的說謝謝，父周福忽然提出了一個我們萬萬想不到的要求──他希望他父親能留在台灣。
「這開玩笑─開玩笑！」管理員立刻拒絕，「你們應該心滿意足了，要不是指揮官特准，你們哪裡見得了面？」
父周福又來求我，我也只好拒絕。因為這種事連指揮官都作不了主。
「那能不能在我父親在這裡的時候，我天天來看他？」父周福只好退而求其次。
「我看這也免了吧！說不定明天天氣一好，你父親就走了！」管理員說。
管理員用他的照相機幫他們父子照相，我退到一邊，不自覺的也流下了眼淚。我想到我的父親，他的年紀比父周福的父親小幾歲，也是個漁民，我離家時，也沒見到他，父周福總算跟他父親見了面，我還有機會跟父親見面嗎？
管理員說的話還真準──第二天天氣就轉好了，不能確定是不是跟父周福父子相會有關，這次我們把送走的作業做得特別快；我們還在吃午飯，漁船已在海上行駛了。過程超級保留，所以我也不知道，父周福更不可能知道。不過，就算讓我知道，我也不會去送；而父周福，他當然想去送，卻一定不准。
（錄自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民國88年7月26日，經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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