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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我是台灣老兵】一張照片的故事/作者: 桑品載
作者: admin < > 發表時間: 2013-03-01
2013-03-01 11:34:48 來源:南方週末

 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時大陸來台老兵離鄉已十多年,年紀大多三四十歲,還能跑、能跳、能打架。但回家遙遙無期,心情鬱悶,便有人冒生死之險,想逃向對岸老家。

 兩岸正處於交戰狀態,天空與海洋都不開放,軍人任何狀況下皆不許搭乘民航機,搭軍機只要有任務倒還可以,不過只限在台灣境內。因此,想逃,只有游泳過海峽一途。成功機會也許不到十萬分之一,一則,部隊看得緊,再則,台灣海峽風高浪急又天黑(白天當然不敢逃),且傳說水中還有吃人的鯊魚。這十萬分之一的機會,也只有駐在外島的人才有,而且所駐島嶼離大陸還得很近(馬祖離福建最近的高登島,約八千多米)。當然天氣洋流要適合,此外,除了別碰到鯊魚,也別碰到海軍巡防艇。

 部隊采「連坐法」,三人稱一「伍」,相互監視,若有人幾小時沒見人影,立刻去找,立刻反映。一旦出事,一起受罰。

 游泳長途逃亡最佳工具是球,球當然大的比小的好,比如籃球就比排球好。於是球類被列為「嚴格管製品」,不但集中保管,每個球還編號,個人不能借,比賽才能用。有些較小的島,如烏坵,為免事端,索性不辦任何球類比賽,於是,球在那裡絶跡;若看到一個球,會讓單位像看到一個砲彈一樣緊張。

 收音機同樣是管製品,本來它是聽歌、唱戲、聽相聲的娛樂工具,但兩岸透過電波隔海喊話,以致也是政治心戰的工具。在台灣本島的官兵個人可以有收音機,卻不許收聽短波,因為大陸電流強,收音機指標一撥到短波,「蔣軍弟兄們」的聲音就出現了。外島離大陸近,就無所謂長波、短波,能聽得清楚的廣播都來自大陸電台,所以外島個人有收音機的,非最高長官莫屬。

 後來有了電視機,黑白的,十二吋或十四吋,電視機是勞軍品,一個連隊約有一台,放在「中山室」,由專人看管。新聞只許看中午十二點和晚間八點的,歌唱節目比較寬鬆,台視的「群星會」最受歡迎。去看電視就像去看電影,什麼時候播什麼節目,大家都清楚,時間一到,「中山室」裡已擠滿了人,早到的有位子坐,晚到的只好站着,不過,坐或站都一樣高興。

 台視有個節目,叫「懷我故鄉」,主持人名叫劉震慰,每週六下午播出半小時。顧名思義,這是介紹大陸風光的節目。所謂「風光」,只是圖片,由於兩岸未開放,呈現在屏幕上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舊照片,節目製作單位從四處蒐集後,由劉震慰「看圖片說故事」。

 聚在「中山室」裡的人,來自中國各地,劉震慰說到某個地方,立刻有人說他去過,說得比劉震慰更詳細。

 有一回介紹秦淮河,甲兵突然興高采烈地說,他在秦淮河畔後面一個巷子裡玩過姑娘,湊巧在場有個南京人,覺得故鄉受了污辱,跟甲兵吵了起來,差點打架。

 我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每播必到,我一直在期待能播出我的家鄉浙江舟山,但杭州播了,寧波播了,就不見播出舟山,是因為中國太大嗎?舟山太小嗎?我為之悵然。

 忘記“口令”差點被打死

 1959年,我被派到東犬島,在馬祖西方,與東犬島相近的稱西犬島,在軍事部署上合稱為「白犬守備區」(註:犬字聽了不雅,後改稱東莒、西莒,不過大陸仍稱東犬、西犬)。

 那年我21歲,任少尉幹事。

 我和另一位幹事住同一個碉堡,他大我七歲,名叫錢貴,上海人。身高接近一米八,生性開朗,愛說葷笑話,一面說還一面表演。他比我早到東犬,認識的人多,有人叫他老錢,有人叫他貴兒。

 他這個上海人竟會唱越劇,其中《梁山伯與祝英台》能唱半本。我小時候在舟山唯一聽過的戲就是越劇,大我六歲的姊姊還曾上台演過祝英台,她叫我扮梁山伯,由她一字一句教我。

 「上虞縣,祝家村,玉水河邊,有一個祝英台,才貌雙全。」這幾句我還沒忘,不過,跟姊姊對唱時我還是個小孩,用童音唱女聲,很有味道,現在二十多歲嗓子變了,還唱祝英台,覺得很彆扭。

 雖然沒有胡琴,也沒把握唱對唱錯,兩人窩在碉堡裡,一盞煤油燈,常常唱得忘我。他唱上一句,我接下一句,唱完哈哈大笑,卻又不自覺眼角濕潤起來。

 當兵的好像人人都愛喝酒,但又沒錢,只能找便宜酒喝。有種酒叫「福壽酒」,綠色瓶子,每瓶新台幣六角,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不過喝了它不但不覺得「福壽」,反而頭痛欲裂,大家稱它「自殺酒」,大宴如部隊會餐,小酌如閒散聊天,喝的酒都是它。

 錢貴酒量還不如我,卻比我愛喝,天寒地凍時節,有一回,晚餐他不知是在哪裡吃的,喝醉了回碉堡途中,差點被衛兵射殺。

 東犬、西犬都沒有電,晚上天一黑,就開始「燈火管制」。燈有兩種,一種是洋油燈,可提着使用,高官與高級單位辦公室才用;另一種是煤油燈,一根比食指稍長的白色燈芯,一頭浸着煤油,另一頭點着火,油盛在一個巴掌大鐵皮盤裡,一根燈芯大約可用一小時,每個碉堡發給一盞煤油燈,作為照明之用,碉堡外則不許有燈光。

 即使是這般如螢之火,在漆黑的夜裡還是個看得見的目標,那時節,兩岸流行「摸哨」,就是你游過來我游過去,登上對岸去殺人。殺人先得看見人在哪裡,若有燈光,不等於告訴對方「我在這裡」嗎?燈火管制採取複式行動,以連隊為單位先自行檢查,若碉堡裡無照明必要,就不許點燈,那時候也許才黃昏初上,就得上床睡覺,睡不着也待在碉堡裡不許出去;若確有照明必要,每個碉堡都有個通氣用、跟一本書差不多大的小窗口,得從外而內再從內而外,用塊黑布夾層式將燈光遮住。所謂「複式」,就是上級單位不定何時會來查。

 燈火管制之外,還有人員管制,原則上天一黑人就不許在外行走,但不免有人需要行走,為使「敵我有別」,每日由指揮部發佈當日「口令」,衛兵見有人走近便問口令,說對了就放行,若連問三次都不回答或答錯,就可立即開槍射殺。

 傳說某外島有位上校團長曾被衛兵射殺,情況是,團長夜巡時前方衛兵問他「口令」,團長連忙回答,不料衛兵又問第二次,團長再答;衛兵還問第三次,團長依然回答,衛兵卻開槍將他射殺。有人聞槍聲趕去,團長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說自己有回答口令,且並未答錯當天口令。然而,衛兵說,他根本沒聽見回答,問三次後才開的槍。

 後來查出了緣故:那晚風大,衛兵在順風處,團長在逆風處,團長聽得見衛兵問他口令,他回答口令衛兵卻聽不見。

 錢貴那晚狀況更糟──他酒喝茫了,將當日口令忘得一乾二淨了。他在壕溝裡行走,寒風中忽然傳來一聲喝問:「口令!」我一直懷疑有所謂爛醉如泥之說,譬如錢貴,他事後向我形容那晚出了碉堡,天暈地轉,什麼都不知道了,然而,他竟還知道回答不出口令的後果。

 他腦子頓時一片空白,天蒼蒼,地茫茫,他既擔心衛兵再問兩次口令,又怕衛兵少問一次就扣扳機。他不但不知那衛兵是誰,甚至不知他所處之地是否是自己單位的防區,他不敢問,因為一旦出聲,就暴露了目標,衛兵射殺他就容易了。

 他只好杵着不動,把自己當作一塊石頭。忽然一陣風起,飛沙走石,趁着大家都看不見,他撲面倒下,直至東方既白。他得了重感冒,喝酒加上在壕溝裡受寒之故。好在命總是撿回來了。

 隔了一天找到了那個衛兵──果然不是本單位的,也當然互不相識。那衛兵,是個新兵,在繁華中長大的台北人,第一次到外島,而且還不滿一個月。他見到人影,自己先嚇壞了,根本忘了口令要問三次,三次沒回答得開槍射殺。見人影不動,一陣風起後又消失,就當作自己看花了眼,反正一崗兩小時,他也快下崗了。聽錢貴這麼說,讓我覺得,誤會不見得是壞事。

 黃浦江碼頭擠丟了女友

 兵士站崗,軍官得查哨,查的時間也是晚上,主要是防止衛兵打瞌睡,以及更嚴重的站了一會兒後又跑回去睡覺了。一個班分到兩個碉堡,每個碉堡都得有衛兵站崗。采輪流制,每崗兩小時。一個班12人,正副班長不需站崗,其餘10人,大約每晚都會輪到一崗。

 軍官查哨配合站崗時間,查一遍大約也是兩小時,查哨時腰繫手槍,另有一支三級電池的長型手電筒,在本單位防區的每個崗哨查一遍;崗哨上有“查哨簿”,到了得簽名,表示的確來過。

 衛兵常成為摸哨的對象,因為人會動,更糟的是有人會抽菸。通常摸哨者從沙灘登岸後,方向不辨,地形地物不熟,會先在岩石或洞穴中埋伏觀察,衛兵身體一動,或點火抽菸,目標就明顯了。

 查哨者也是摸哨對象,甚至目標更清楚,因為他在行走,以及行走時用手電筒照路,因此之故,遭狙殺者時有所聞。後來改變方式,軍官查哨兩人一組,彼此相隔三至五步,便於互相照應,只是這樣一來,軍官少的單位,每個軍官一晚上會輪到查哨兩次,簡直別睡覺了。我和錢貴被排在上下班,他在前,我在後,他下班,我就接班。那時還不興軍官兩組一班,兩小時內,由一個軍官獨包。

 碉堡入口左右各一張木板,左邊是我的,右邊是錢貴的。床與床之間有一張用工料模型板釘成的桌子,但椅子只有一張,那椅子常空着。

 大多時間兩人各躺在床上,或坐在床邊聊天。聊得最多的,是回不去的那個老家。他家在黃浦區一條鬧街上開了一家洋貨行,街的一頭連接着黃浦江,錢貴說,在黃浦江上岸,右碼頭走到底,就是他家。

 1949年5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已往蘇州河以北撤軍,「共軍」眼看要進入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大家聚在屋裡聽收音機報告戰爭消息。錢貴,這洋貨行的小開,十七八歲,正在熱烈追求女朋友。有一天傍晚,他約了女友在黃浦碼頭;碼頭上一片混亂,「國軍」正在撤退,軍人、車輛一批批來到碼頭,黃浦江裡停着好幾艘軍艦,船屁股冒着水泡,正升火待發。

 碼頭上的人越來越多,除了軍人,還有老百姓。一個挨一個,都想登上軍艦,部隊派出二十幾個槍兵守着碼頭,人人如凶神惡煞,步槍上了刺刀,向人群揮舞,不許百姓上船。錢貴和女友本是在一個便於談情說愛的暗角,而現在燈火通明,擠滿了人。女友嚇壞了,說要回家,但哪裡還走得動。

 夜越來越深,人越來越多。後方來了一輛軍車,要通過人群,猛按喇叭,卻沒人肯讓。車上走下三個人,對空鳴槍,接着槍口稍降,子彈平着人的頭頂飛越,尖叫聲四起,好像有人中槍了,人群終於讓出了一條路,車子過了,錢貴的女朋友卻被衝散了。

 女朋友在他身後喊他名字,他迴轉臉喊他女朋友的名字,前幾聲雙方還聽得見,後來就被嘈雜聲淹沒了。

 人如潮水一般從他身後湧來,有人被推擠倒在地上,有人被擠到江裡,還有人已經上了船又被軍人推下船。黃浦江上有飄浮的行李和載浮載沉搶天呼地的男女老幼,那些人,既上不了船,也很難游回岸。

 「你說天下事有多玄?」錢貴深深嘆了口氣,「拚死拚活想上船的人上不了船,不想上船的倒上了船!」

 「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呀,我是被人擠上船的,想轉身回頭,後面的人如排山倒海,我腳都落不了地,被抬着似的,登上跳板,上了船。」

 「照這麼說,你老兄原來是不打算來台灣的。」

 「我呀,開始只想女朋友有沒有被踩死,後來在船上,才想到爸爸媽媽,想他們或許也會認為我被踩死了、淹死了、被槍打死了。」

 「那怎麼當兵了?」

 「既然上了船,那有什麼辦法?部隊正缺兵,我一個人又落單,年紀正適合,不是一塊大肥肉嗎?」

 「你這是自投羅網!」我哈哈大笑。

 落網的魚,跑是跑不掉了,只求在網裡舒適一些,他讀過中學,就憑多識幾個字,補了個少尉官缺。

 去台北買回了老家的「照片」

 每星期六,我們準時去中山室看「懷我故鄉」。這一集,播到上海。主持人出示了幾張照片,是上海街道,一排白色樹幹的是梧桐樹,主持人還唱起歌來:「梧桐葉落秋意深,冷月清光無限愁……」那是周璇的歌。

 有一張黃浦江的照片出現了,碼頭周邊不少民工,有挑擔的、扛貨的;碼頭邊的堤防一路延伸,隔着馬路是一路歐式的洋樓,有個中年男子戴着黑色呢帽,穿長袍馬褂,口裡銜着煙斗,一表斯文地眺望天空……

 我的手突然被握住,側臉一看,是錢貴。他正凸着眼貫注在電視屏幕上,樣子十分激動和興奮。「那裡就是我家,我家就在那棟大樓的右邊……」

 他說得有些結結巴巴,那個鏡頭不過才幾秒鐘,就閃過了,接下來播廣告。

 節目已經結束了,錢貴還不走。

 他中邪了似的,不動,也不說話。我怔怔地望着他,明白那張照片一定使他想家了。

 回到碉堡,他仰天癱睡在床上。我出去了一會兒,一個多小時後回來,他竟還這麼躺着。就對他說:「還在想那張照片呀?別想了,那不過是張照片而已!」

 「我看到我的家了!」

 我自問:「懷我故鄉」還沒播出我的故鄉,如果播出來,也只是照片,照片裡有我的家,我會如何?

 那晚上,錢貴獨自喝酒,喝完一瓶又一瓶,又唱歌又哭,還喊爹喊娘。「藉酒澆愁愁更愁」,狀況有些不對;他下半夜還得去查哨哩。

 他輪值的時間是十二點到凌晨兩點,我是凌晨兩點到四點。十一點五十多分,上一班的人來叫他,他正酣睡打呼。

 我們兩人都叫不醒他,又不能沒人查哨,兩人就商議他那兩小時我們各分攤一小時,今夜讓他好好睡。

 第二天他精神好了些,我正打算勸他,他忽然說:「這電視上播的照片,電視公司一定有吧?」「我哪裡會知道?」

 「照說,應該有。」

 「有又怎樣?會給你嗎?」

 「我去要要看。」

 「向誰要?我看你是想家想瘋了!」

 外島軍官,每半年有十天特休假,錢貴真有點瘋了,他填寫了特休假申請單,說要去台北找「懷我故鄉」節目主持人劉震慰,向他要照片。

 十天後他回來了,沒見到劉震慰,但是真的讓他拿到了照片。其實不能稱照片,是刊載在電視週刊上的印刷圖片。

 原來,電視週刊就是台視自己出版的,主要責任是宣傳節目內容。刊出的文章與圖片,包括對新節目的介紹,以及將播過的節目再描述一次;錢貴買到的是過期的電視週刊,就是刊出他家房頂的那一期,這還是一位在台視工作的好心人告訴他的。

 過了期的雜誌不容易買到,他在台北兜了好幾圈,尋遍了大書店小書攤,皇天不負苦心人,讓他一共買到了五本。買到雜誌,特休假也結束了。

 那五本電視週刊成了他的寶貝;他將其中一期中的圖片小心翼翼地剪下,貼在一塊四方形的木板上,他還將那木板洗淨,用布磨拭使其略有光澤。木板立在小窗口,白天有陽光照進來,看得見它;晚上,那就是放煤油燈的地方,小小的碉堡裡,不論哪個角度,都能看得見。另外那四本,放在一個小型行李袋裏,這個黑色行李袋是他這次去台北新買的,有大口袋、小口袋,還有夾層,他說他就是為了要藏好電視週刊,才起心動念去買這個行李袋。

 「敵前逃亡」獲得死刑

 那以後二十多天,錢貴突然變得沉默了,酒也喝得少了,朋友同事約他出去幾乎都被拒絶,他沉醉在那些圖片裡。

 我和他所住的碉堡離海很近,他常面對大海,或站或坐,怔怔地凝望。有一回我走到他身邊,與他並肩而立,問他:「在想家了不是?」他輕輕點點頭。想家不是什麼奇特的事,因為人人都想。

 「你可別得了相思病。」

 「什麼意思?」

 「就是別老往牛角尖鑽,牛角尖嘛,鑽在裡面會走不出來。」

 這樣的談話,以後還有過幾次,我是把他當朋友看,希望他心情不要太受想家影響。不過,我明白,那得慢慢來。

 有天下午,他忽然向我提到上回他喝醉時,我和他的上一班代他查哨的事。他說要還給我們。

 「好呀,怎麼個還法?」

 「我的上一班他值班一小時就交給我,加上我自己值班兩小時,就三小時了,再加上我欠你的一小時,這樣我共值班四小時。」

 「那你豈不一晚上都不能睡了!」

 「無所謂,白天找時間補嘛,欠你們的總要還。」

 我和他的上一班其實心裡都在惦着這件事,還以為他耍賴了,他既表示要還,哪有不願意的。

 他選了一個日子,是星期四,軍官查哨時間三個月換一次,現在的狀況跟他上回酒醉沒值班時間一樣,錢貴排十二點到兩點,他各還一小時,就得從十一點開始上班,到三點才來叫我接班。

 那晚,氣象不好,氣象台表示有颱風要來。晚飯後,天空飄雨,風漸起,浪漸大。風聲雨聲浪聲,在耳邊聒噪,不知何故,我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坐起,轉臉望向枕邊鬧鐘──四點十分。

 錢貴應該在三點鐘叫醒我,他怎麼沒來?我還在糊塗,聽到碉堡外出現腳步聲,接着,有人推門而入,共三人,一個少校,兩個持槍士兵。我認識那少校,是指揮部警衛營副營長。他臉色鐵青,向我揮揮手說:「跟我走!」

 一路無語,到了警衛營,赫然發現錢貴正雙手反綁,坐在一張鐵椅上。綁着他的繩子同時也綁着椅子,椅腳吱吱作響,顯然他在發抖。

 他全身浸濕,水珠從頭髮滴落,椅子四周已一攤水。他臉上有幾處明顯刮痕,有血絲滲出。他的上一班也被押來了,我們被命令分別站在錢貴左右兩側。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沒人跟我們說話,我們也不敢問。但不知是因為冷,還是怕,我也在發抖。

 過了大約五分鐘,營長和副營長同時出現,營長手裡拿着一個排球。營長走到我們面前,將排球在他左右手掌上交遞,像在玩什麼遊戲似的,一面說:「他要逃走,你們兩個事先知不知道?」

 「逃走?……”我張口結舌。我旁邊那位腦子好像一霎時成了糨糊,竟然問:“逃到──哪裡去?」

 「問得好,問得好!」營長眯眯笑,像個鬼。「他想趁風大雨大浪大游過去,哈哈……」營長雙目突然盯在我臉上:「你怎麼沒有報?是不是故意不報?」「我不知道,我一絲絲都不知道,他怎麼有排球?……」

 其實,錢貴在我們到達警衛營之前就供出排球的來由──就是特休時,他在台北買的。買的不是球,是球胎,連同充氣用的插銷,藏在他新買的行李袋裏,帶回東犬,登上碼頭沒被查到,守碼頭的少不得要受處分。

 錢貴什麼都招了,他明明白白表示,思鄉太苦,他要回家!我承認疏忽,願意受處分,不過委屈也不能不說:「我又沒權去搜他行李袋,怎麼怪我?」

 營長在我們身上問不出所以然,漸漸氣氛沒那麼緊繃了,我終於提出了急於想知道的事情:「錢貴是怎麼被抓到的?」

 這麼一個嚴肅的問題,營長聽了居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終於不笑了,但殘留的笑意中帶有嘲諷的意味,說:「寫電視劇絶對寫不出這個故事——你們猜怎麼著?他竟只到西犬就爬上岸了!」

 西犬,東犬,兩個海島相隔約三千公尺,由不同單位守備。錢貴向營長坦承:天太黑,風浪太大,他抱著一個排球被吹打得暈頭轉向,好不容易看到一塊陸地,以為到了福建,其實那是西犬島。他大約只剩下最後一點力氣,爬上了沙灘,立刻有衛兵持槍從高處下來,合理推斷,認為他是「共軍」派來摸哨的,便喝令他:「手舉起來!不許動!」錢貴高舉雙手,向衛兵說:「別開槍,我是來投降的!」

 錢貴的下場可想而知──接受軍法審判,以敵前逃亡論處,被判處死刑。

 我也受到「連坐」,被記兩個大過處分。好在千查萬查都沒查出我和錢貴的逃亡有什麼關聯,官比別人升慢一點,倒沒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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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為簡體字,超連結如下: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23
作者: 曹玉貴 < > 發表時間: 2013-03-01
大時代的悲劇.令人痛心!!
作者: 譚遠雄 < > 發表時間: 2013-03-01
桑前輩過去擔任過東湧日報社長,民國65年我也接任過該報社長。桑前輩是知名作家,他說的那些故事,正如玉貴兄所言,是大時代的悲劇。在228記念日時,看到桑前輩當年馬祖東犬敘述的故事,回憶家父在民國40年代,在西犬擔任防砲連長時,也有一位士官,思鄉情濃,天真的向我父親報告,想回對岸家看看,我父親請指導員和排長,輪流看管到移防回台後,該士官調警衛單位,不再隨防砲連移防馬祖,父親才放下心理壓力。又想到228事件,許多大陸來台灣的外省人,莫名其妙被殺,也是大時代悲劇,其孤家寡人一個冤死台灣,又有誰會向它們賠罪,更是大時代大悲劇,沒有人會為這群外省人冤死道歉,政府不會道歉也沒對象道歉。 我看只好我這小人物向他們道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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