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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我是台灣老兵】一張照片的故事／作者： 桑品載 | |
| 作者: admin < > | 發表時間: 2013-03-01 |
| 2013-03-01 11:34:48 來源：南方週末 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時大陸來台老兵離鄉已十多年，年紀大多三四十歲，還能跑、能跳、能打架。但回家遙遙無期，心情鬱悶，便有人冒生死之險，想逃向對岸老家。 兩岸正處於交戰狀態，天空與海洋都不開放，軍人任何狀況下皆不許搭乘民航機，搭軍機只要有任務倒還可以，不過只限在台灣境內。因此，想逃，只有游泳過海峽一途。成功機會也許不到十萬分之一，一則，部隊看得緊，再則，台灣海峽風高浪急又天黑（白天當然不敢逃），且傳說水中還有吃人的鯊魚。這十萬分之一的機會，也只有駐在外島的人才有，而且所駐島嶼離大陸還得很近（馬祖離福建最近的高登島，約八千多米）。當然天氣洋流要適合，此外，除了別碰到鯊魚，也別碰到海軍巡防艇。 部隊采「連坐法」，三人稱一「伍」，相互監視，若有人幾小時沒見人影，立刻去找，立刻反映。一旦出事，一起受罰。 游泳長途逃亡最佳工具是球，球當然大的比小的好，比如籃球就比排球好。於是球類被列為「嚴格管製品」，不但集中保管，每個球還編號，個人不能借，比賽才能用。有些較小的島，如烏坵，為免事端，索性不辦任何球類比賽，於是，球在那裡絶跡；若看到一個球，會讓單位像看到一個砲彈一樣緊張。 收音機同樣是管製品，本來它是聽歌、唱戲、聽相聲的娛樂工具，但兩岸透過電波隔海喊話，以致也是政治心戰的工具。在台灣本島的官兵個人可以有收音機，卻不許收聽短波，因為大陸電流強，收音機指標一撥到短波，「蔣軍弟兄們」的聲音就出現了。外島離大陸近，就無所謂長波、短波，能聽得清楚的廣播都來自大陸電台，所以外島個人有收音機的，非最高長官莫屬。 後來有了電視機，黑白的，十二吋或十四吋，電視機是勞軍品，一個連隊約有一台，放在「中山室」，由專人看管。新聞只許看中午十二點和晚間八點的，歌唱節目比較寬鬆，台視的「群星會」最受歡迎。去看電視就像去看電影，什麼時候播什麼節目，大家都清楚，時間一到，「中山室」裡已擠滿了人，早到的有位子坐，晚到的只好站着，不過，坐或站都一樣高興。 台視有個節目，叫「懷我故鄉」，主持人名叫劉震慰，每週六下午播出半小時。顧名思義，這是介紹大陸風光的節目。所謂「風光」，只是圖片，由於兩岸未開放，呈現在屏幕上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舊照片，節目製作單位從四處蒐集後，由劉震慰「看圖片說故事」。 聚在「中山室」裡的人，來自中國各地，劉震慰說到某個地方，立刻有人說他去過，說得比劉震慰更詳細。 有一回介紹秦淮河，甲兵突然興高采烈地說，他在秦淮河畔後面一個巷子裡玩過姑娘，湊巧在場有個南京人，覺得故鄉受了污辱，跟甲兵吵了起來，差點打架。 我是這個節目的忠實觀眾，每播必到，我一直在期待能播出我的家鄉浙江舟山，但杭州播了，寧波播了，就不見播出舟山，是因為中國太大嗎？舟山太小嗎？我為之悵然。 忘記“口令”差點被打死 1959年，我被派到東犬島，在馬祖西方，與東犬島相近的稱西犬島，在軍事部署上合稱為「白犬守備區」（註：犬字聽了不雅，後改稱東莒、西莒，不過大陸仍稱東犬、西犬）。 那年我21歲，任少尉幹事。 我和另一位幹事住同一個碉堡，他大我七歲，名叫錢貴，上海人。身高接近一米八，生性開朗，愛說葷笑話，一面說還一面表演。他比我早到東犬，認識的人多，有人叫他老錢，有人叫他貴兒。 他這個上海人竟會唱越劇，其中《梁山伯與祝英台》能唱半本。我小時候在舟山唯一聽過的戲就是越劇，大我六歲的姊姊還曾上台演過祝英台，她叫我扮梁山伯，由她一字一句教我。 「上虞縣，祝家村，玉水河邊，有一個祝英台，才貌雙全。」這幾句我還沒忘，不過，跟姊姊對唱時我還是個小孩，用童音唱女聲，很有味道，現在二十多歲嗓子變了，還唱祝英台，覺得很彆扭。 雖然沒有胡琴，也沒把握唱對唱錯，兩人窩在碉堡裡，一盞煤油燈，常常唱得忘我。他唱上一句，我接下一句，唱完哈哈大笑，卻又不自覺眼角濕潤起來。 當兵的好像人人都愛喝酒，但又沒錢，只能找便宜酒喝。有種酒叫「福壽酒」，綠色瓶子，每瓶新台幣六角，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不過喝了它不但不覺得「福壽」，反而頭痛欲裂，大家稱它「自殺酒」，大宴如部隊會餐，小酌如閒散聊天，喝的酒都是它。 錢貴酒量還不如我，卻比我愛喝，天寒地凍時節，有一回，晚餐他不知是在哪裡吃的，喝醉了回碉堡途中，差點被衛兵射殺。 東犬、西犬都沒有電，晚上天一黑，就開始「燈火管制」。燈有兩種，一種是洋油燈，可提着使用，高官與高級單位辦公室才用；另一種是煤油燈，一根比食指稍長的白色燈芯，一頭浸着煤油，另一頭點着火，油盛在一個巴掌大鐵皮盤裡，一根燈芯大約可用一小時，每個碉堡發給一盞煤油燈，作為照明之用，碉堡外則不許有燈光。 即使是這般如螢之火，在漆黑的夜裡還是個看得見的目標，那時節，兩岸流行「摸哨」，就是你游過來我游過去，登上對岸去殺人。殺人先得看見人在哪裡，若有燈光，不等於告訴對方「我在這裡」嗎？燈火管制採取複式行動，以連隊為單位先自行檢查，若碉堡裡無照明必要，就不許點燈，那時候也許才黃昏初上，就得上床睡覺，睡不着也待在碉堡裡不許出去；若確有照明必要，每個碉堡都有個通氣用、跟一本書差不多大的小窗口，得從外而內再從內而外，用塊黑布夾層式將燈光遮住。所謂「複式」，就是上級單位不定何時會來查。 燈火管制之外，還有人員管制，原則上天一黑人就不許在外行走，但不免有人需要行走，為使「敵我有別」，每日由指揮部發佈當日「口令」，衛兵見有人走近便問口令，說對了就放行，若連問三次都不回答或答錯，就可立即開槍射殺。 傳說某外島有位上校團長曾被衛兵射殺，情況是，團長夜巡時前方衛兵問他「口令」，團長連忙回答，不料衛兵又問第二次，團長再答；衛兵還問第三次，團長依然回答，衛兵卻開槍將他射殺。有人聞槍聲趕去，團長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說自己有回答口令，且並未答錯當天口令。然而，衛兵說，他根本沒聽見回答，問三次後才開的槍。 後來查出了緣故：那晚風大，衛兵在順風處，團長在逆風處，團長聽得見衛兵問他口令，他回答口令衛兵卻聽不見。 錢貴那晚狀況更糟──他酒喝茫了，將當日口令忘得一乾二淨了。他在壕溝裡行走，寒風中忽然傳來一聲喝問：「口令！」我一直懷疑有所謂爛醉如泥之說，譬如錢貴，他事後向我形容那晚出了碉堡，天暈地轉，什麼都不知道了，然而，他竟還知道回答不出口令的後果。 他腦子頓時一片空白，天蒼蒼，地茫茫，他既擔心衛兵再問兩次口令，又怕衛兵少問一次就扣扳機。他不但不知那衛兵是誰，甚至不知他所處之地是否是自己單位的防區，他不敢問，因為一旦出聲，就暴露了目標，衛兵射殺他就容易了。 他只好杵着不動，把自己當作一塊石頭。忽然一陣風起，飛沙走石，趁着大家都看不見，他撲面倒下，直至東方既白。他得了重感冒，喝酒加上在壕溝裡受寒之故。好在命總是撿回來了。 隔了一天找到了那個衛兵──果然不是本單位的，也當然互不相識。那衛兵，是個新兵，在繁華中長大的台北人，第一次到外島，而且還不滿一個月。他見到人影，自己先嚇壞了，根本忘了口令要問三次，三次沒回答得開槍射殺。見人影不動，一陣風起後又消失，就當作自己看花了眼，反正一崗兩小時，他也快下崗了。聽錢貴這麼說，讓我覺得，誤會不見得是壞事。 黃浦江碼頭擠丟了女友 兵士站崗，軍官得查哨，查的時間也是晚上，主要是防止衛兵打瞌睡，以及更嚴重的站了一會兒後又跑回去睡覺了。一個班分到兩個碉堡，每個碉堡都得有衛兵站崗。采輪流制，每崗兩小時。一個班12人，正副班長不需站崗，其餘10人，大約每晚都會輪到一崗。 軍官查哨配合站崗時間，查一遍大約也是兩小時，查哨時腰繫手槍，另有一支三級電池的長型手電筒，在本單位防區的每個崗哨查一遍；崗哨上有“查哨簿”，到了得簽名，表示的確來過。 衛兵常成為摸哨的對象，因為人會動，更糟的是有人會抽菸。通常摸哨者從沙灘登岸後，方向不辨，地形地物不熟，會先在岩石或洞穴中埋伏觀察，衛兵身體一動，或點火抽菸，目標就明顯了。 查哨者也是摸哨對象，甚至目標更清楚，因為他在行走，以及行走時用手電筒照路，因此之故，遭狙殺者時有所聞。後來改變方式，軍官查哨兩人一組，彼此相隔三至五步，便於互相照應，只是這樣一來，軍官少的單位，每個軍官一晚上會輪到查哨兩次，簡直別睡覺了。我和錢貴被排在上下班，他在前，我在後，他下班，我就接班。那時還不興軍官兩組一班，兩小時內，由一個軍官獨包。 碉堡入口左右各一張木板，左邊是我的，右邊是錢貴的。床與床之間有一張用工料模型板釘成的桌子，但椅子只有一張，那椅子常空着。 大多時間兩人各躺在床上，或坐在床邊聊天。聊得最多的，是回不去的那個老家。他家在黃浦區一條鬧街上開了一家洋貨行，街的一頭連接着黃浦江，錢貴說，在黃浦江上岸，右碼頭走到底，就是他家。 1949年5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已往蘇州河以北撤軍，「共軍」眼看要進入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大家聚在屋裡聽收音機報告戰爭消息。錢貴，這洋貨行的小開，十七八歲，正在熱烈追求女朋友。有一天傍晚，他約了女友在黃浦碼頭；碼頭上一片混亂，「國軍」正在撤退，軍人、車輛一批批來到碼頭，黃浦江裡停着好幾艘軍艦，船屁股冒着水泡，正升火待發。 碼頭上的人越來越多，除了軍人，還有老百姓。一個挨一個，都想登上軍艦，部隊派出二十幾個槍兵守着碼頭，人人如凶神惡煞，步槍上了刺刀，向人群揮舞，不許百姓上船。錢貴和女友本是在一個便於談情說愛的暗角，而現在燈火通明，擠滿了人。女友嚇壞了，說要回家，但哪裡還走得動。 夜越來越深，人越來越多。後方來了一輛軍車，要通過人群，猛按喇叭，卻沒人肯讓。車上走下三個人，對空鳴槍，接着槍口稍降，子彈平着人的頭頂飛越，尖叫聲四起，好像有人中槍了，人群終於讓出了一條路，車子過了，錢貴的女朋友卻被衝散了。 女朋友在他身後喊他名字，他迴轉臉喊他女朋友的名字，前幾聲雙方還聽得見，後來就被嘈雜聲淹沒了。 人如潮水一般從他身後湧來，有人被推擠倒在地上，有人被擠到江裡，還有人已經上了船又被軍人推下船。黃浦江上有飄浮的行李和載浮載沉搶天呼地的男女老幼，那些人，既上不了船，也很難游回岸。 「你說天下事有多玄？」錢貴深深嘆了口氣，「拚死拚活想上船的人上不了船，不想上船的倒上了船！」 「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呀，我是被人擠上船的，想轉身回頭，後面的人如排山倒海，我腳都落不了地，被抬着似的，登上跳板，上了船。」 「照這麼說，你老兄原來是不打算來台灣的。」 「我呀，開始只想女朋友有沒有被踩死，後來在船上，才想到爸爸媽媽，想他們或許也會認為我被踩死了、淹死了、被槍打死了。」 「那怎麼當兵了？」 「既然上了船，那有什麼辦法？部隊正缺兵，我一個人又落單，年紀正適合，不是一塊大肥肉嗎？」 「你這是自投羅網！」我哈哈大笑。 落網的魚，跑是跑不掉了，只求在網裡舒適一些，他讀過中學，就憑多識幾個字，補了個少尉官缺。 去台北買回了老家的「照片」 每星期六，我們準時去中山室看「懷我故鄉」。這一集，播到上海。主持人出示了幾張照片，是上海街道，一排白色樹幹的是梧桐樹，主持人還唱起歌來：「梧桐葉落秋意深，冷月清光無限愁……」那是周璇的歌。 有一張黃浦江的照片出現了，碼頭周邊不少民工，有挑擔的、扛貨的；碼頭邊的堤防一路延伸，隔着馬路是一路歐式的洋樓，有個中年男子戴着黑色呢帽，穿長袍馬褂，口裡銜着煙斗，一表斯文地眺望天空…… 我的手突然被握住，側臉一看，是錢貴。他正凸着眼貫注在電視屏幕上，樣子十分激動和興奮。「那裡就是我家，我家就在那棟大樓的右邊……」 他說得有些結結巴巴，那個鏡頭不過才幾秒鐘，就閃過了，接下來播廣告。 節目已經結束了，錢貴還不走。 他中邪了似的，不動，也不說話。我怔怔地望着他，明白那張照片一定使他想家了。 回到碉堡，他仰天癱睡在床上。我出去了一會兒，一個多小時後回來，他竟還這麼躺着。就對他說：「還在想那張照片呀？別想了，那不過是張照片而已！」 「我看到我的家了！」 我自問：「懷我故鄉」還沒播出我的故鄉，如果播出來，也只是照片，照片裡有我的家，我會如何？ 那晚上，錢貴獨自喝酒，喝完一瓶又一瓶，又唱歌又哭，還喊爹喊娘。「藉酒澆愁愁更愁」，狀況有些不對；他下半夜還得去查哨哩。 他輪值的時間是十二點到凌晨兩點，我是凌晨兩點到四點。十一點五十多分，上一班的人來叫他，他正酣睡打呼。 我們兩人都叫不醒他，又不能沒人查哨，兩人就商議他那兩小時我們各分攤一小時，今夜讓他好好睡。 第二天他精神好了些，我正打算勸他，他忽然說：「這電視上播的照片，電視公司一定有吧？」「我哪裡會知道？」 「照說，應該有。」 「有又怎樣？會給你嗎？」 「我去要要看。」 「向誰要？我看你是想家想瘋了！」 外島軍官，每半年有十天特休假，錢貴真有點瘋了，他填寫了特休假申請單，說要去台北找「懷我故鄉」節目主持人劉震慰，向他要照片。 十天後他回來了，沒見到劉震慰，但是真的讓他拿到了照片。其實不能稱照片，是刊載在電視週刊上的印刷圖片。 原來，電視週刊就是台視自己出版的，主要責任是宣傳節目內容。刊出的文章與圖片，包括對新節目的介紹，以及將播過的節目再描述一次；錢貴買到的是過期的電視週刊，就是刊出他家房頂的那一期，這還是一位在台視工作的好心人告訴他的。 過了期的雜誌不容易買到，他在台北兜了好幾圈，尋遍了大書店小書攤，皇天不負苦心人，讓他一共買到了五本。買到雜誌，特休假也結束了。 那五本電視週刊成了他的寶貝；他將其中一期中的圖片小心翼翼地剪下，貼在一塊四方形的木板上，他還將那木板洗淨，用布磨拭使其略有光澤。木板立在小窗口，白天有陽光照進來，看得見它；晚上，那就是放煤油燈的地方，小小的碉堡裡，不論哪個角度，都能看得見。另外那四本，放在一個小型行李袋裏，這個黑色行李袋是他這次去台北新買的，有大口袋、小口袋，還有夾層，他說他就是為了要藏好電視週刊，才起心動念去買這個行李袋。 「敵前逃亡」獲得死刑 那以後二十多天，錢貴突然變得沉默了，酒也喝得少了，朋友同事約他出去幾乎都被拒絶，他沉醉在那些圖片裡。 我和他所住的碉堡離海很近，他常面對大海，或站或坐，怔怔地凝望。有一回我走到他身邊，與他並肩而立，問他：「在想家了不是？」他輕輕點點頭。想家不是什麼奇特的事，因為人人都想。 「你可別得了相思病。」 「什麼意思？」 「就是別老往牛角尖鑽，牛角尖嘛，鑽在裡面會走不出來。」 這樣的談話，以後還有過幾次，我是把他當朋友看，希望他心情不要太受想家影響。不過，我明白，那得慢慢來。 有天下午，他忽然向我提到上回他喝醉時，我和他的上一班代他查哨的事。他說要還給我們。 「好呀，怎麼個還法？」 「我的上一班他值班一小時就交給我，加上我自己值班兩小時，就三小時了，再加上我欠你的一小時，這樣我共值班四小時。」 「那你豈不一晚上都不能睡了！」 「無所謂，白天找時間補嘛，欠你們的總要還。」 我和他的上一班其實心裡都在惦着這件事，還以為他耍賴了，他既表示要還，哪有不願意的。 他選了一個日子，是星期四，軍官查哨時間三個月換一次，現在的狀況跟他上回酒醉沒值班時間一樣，錢貴排十二點到兩點，他各還一小時，就得從十一點開始上班，到三點才來叫我接班。 那晚，氣象不好，氣象台表示有颱風要來。晚飯後，天空飄雨，風漸起，浪漸大。風聲雨聲浪聲，在耳邊聒噪，不知何故，我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坐起，轉臉望向枕邊鬧鐘──四點十分。 錢貴應該在三點鐘叫醒我，他怎麼沒來？我還在糊塗，聽到碉堡外出現腳步聲，接着，有人推門而入，共三人，一個少校，兩個持槍士兵。我認識那少校，是指揮部警衛營副營長。他臉色鐵青，向我揮揮手說：「跟我走！」 一路無語，到了警衛營，赫然發現錢貴正雙手反綁，坐在一張鐵椅上。綁着他的繩子同時也綁着椅子，椅腳吱吱作響，顯然他在發抖。 他全身浸濕，水珠從頭髮滴落，椅子四周已一攤水。他臉上有幾處明顯刮痕，有血絲滲出。他的上一班也被押來了，我們被命令分別站在錢貴左右兩側。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沒人跟我們說話，我們也不敢問。但不知是因為冷，還是怕，我也在發抖。 過了大約五分鐘，營長和副營長同時出現，營長手裡拿着一個排球。營長走到我們面前，將排球在他左右手掌上交遞，像在玩什麼遊戲似的，一面說：「他要逃走，你們兩個事先知不知道？」 「逃走？……”我張口結舌。我旁邊那位腦子好像一霎時成了糨糊，竟然問：“逃到──哪裡去？」 「問得好，問得好！」營長眯眯笑，像個鬼。「他想趁風大雨大浪大游過去，哈哈……」營長雙目突然盯在我臉上：「你怎麼沒有報？是不是故意不報？」「我不知道，我一絲絲都不知道，他怎麼有排球？……」 其實，錢貴在我們到達警衛營之前就供出排球的來由──就是特休時，他在台北買的。買的不是球，是球胎，連同充氣用的插銷，藏在他新買的行李袋裏，帶回東犬，登上碼頭沒被查到，守碼頭的少不得要受處分。 錢貴什麼都招了，他明明白白表示，思鄉太苦，他要回家！我承認疏忽，願意受處分，不過委屈也不能不說：「我又沒權去搜他行李袋，怎麼怪我？」 營長在我們身上問不出所以然，漸漸氣氛沒那麼緊繃了，我終於提出了急於想知道的事情：「錢貴是怎麼被抓到的？」 這麼一個嚴肅的問題，營長聽了居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終於不笑了，但殘留的笑意中帶有嘲諷的意味，說：「寫電視劇絶對寫不出這個故事——你們猜怎麼著？他竟只到西犬就爬上岸了！」 西犬，東犬，兩個海島相隔約三千公尺，由不同單位守備。錢貴向營長坦承：天太黑，風浪太大，他抱著一個排球被吹打得暈頭轉向，好不容易看到一塊陸地，以為到了福建，其實那是西犬島。他大約只剩下最後一點力氣，爬上了沙灘，立刻有衛兵持槍從高處下來，合理推斷，認為他是「共軍」派來摸哨的，便喝令他：「手舉起來！不許動！」錢貴高舉雙手，向衛兵說：「別開槍，我是來投降的！」 錢貴的下場可想而知──接受軍法審判，以敵前逃亡論處，被判處死刑。 我也受到「連坐」，被記兩個大過處分。好在千查萬查都沒查出我和錢貴的逃亡有什麼關聯，官比別人升慢一點，倒沒坐牢。 ------------------------------------------ 原文為簡體字，超連結如下：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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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曹玉貴 < > | 發表時間: 2013-03-01 |
| 大時代的悲劇.令人痛心!! | |
| 作者: 譚遠雄 < > | 發表時間: 2013-03-01 |
| 桑前輩過去擔任過東湧日報社長，民國65年我也接任過該報社長。桑前輩是知名作家，他說的那些故事，正如玉貴兄所言，是大時代的悲劇。在228記念日時，看到桑前輩當年馬祖東犬敘述的故事，回憶家父在民國40年代，在西犬擔任防砲連長時，也有一位士官，思鄉情濃，天真的向我父親報告，想回對岸家看看，我父親請指導員和排長，輪流看管到移防回台後，該士官調警衛單位，不再隨防砲連移防馬祖，父親才放下心理壓力。又想到228事件，許多大陸來台灣的外省人，莫名其妙被殺，也是大時代悲劇，其孤家寡人一個冤死台灣，又有誰會向它們賠罪，更是大時代大悲劇，沒有人會為這群外省人冤死道歉，政府不會道歉也沒對象道歉。 我看只好我這小人物向他們道歉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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