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管時期的金馬地區，警方隨意逮捕、拘禁民眾，就當年的時空環 境來說，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可是，警察為什麼每次都找上這名特定人士呢？原因是，每當大官蒞臨馬祖，陳依萍就必定前往「攔路告狀」。
陳依萍「攔路告狀」的原因，原本只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土地糾紛。
民國56年，山隴村「嶺南」人士陳依萍與「文石」人士陳依壽，由於兩家之間一條小水溝的土地產權問題，引發爭執，原本單純的私人土地糾紛，後來在雙方家族的介入之下，發展成為土地官司。案子經由地方法院審判的結果，判定陳依壽勝訴。官司失利的陳依萍，從此憤而「走上街頭」「自力救濟」，山隴前村長陳依富也為此上書蔣經國，請求主持公道。這件官司落幕不久，陳依萍的妻子上吊身亡，而他本人也在數年後病逝。兩陳家族之間的宿怨，又打上了一個死結。
山隴的開發史，可以說是一部長樂縣「文石」和「嶺南」陳姓家族的遷移史。長久以來，兩陳家族之間大大小小的衝突不斷，直到現今民主自治的年代，家族之爭更轉為白熱化的選舉競賽，歷久不息。
●海上喋血事件
兩陳的對立與衝突，由來已久。民國37年，國軍進駐馬祖的前一 年，兩陳家族在海上更發生了喋血事件。
原來山隴的住戶以文石陳氏佔多數，嶺南陳氏人數較少，不過，以整個馬祖列島來說，嶺南陳氏除了移民山隴以外，還遍布西莒青蕃村、南竿鐵板村及梅石澳。南竿的嶺南陳氏家族，結合了山隴、鐵板與梅石等三個村莊的勢力，足以勝過山隴文石陳氏，成為強勢家族。
民國37年期間，山隴文石家族在海上的定置網，經常遭人盜魚及破壞，於是組成「巡洋隊」日夜守候，有一天，發現一艘鐵板的漁船前來盜魚，「漁業合作社」負責人翁金福舉槍將陳狗妹（鐵板前村長陳其灶之叔）擊斃。鐵板嶺南人生性驃悍，他們不但也擁有槍械，更以「斧頭隊」遠近知名，於是他們俟機在海上強擄了數名文石陳姓漁民（縣議員陳書建的父親也在其中），要求對方「以錢償命」，否則「以命抵命」。最後，山隴文石陳氏花費鉅資，才將人質贖回，暫時平息了這起海上喋血事件。
當然，兩陳家族之間的仇恨，又再雪上加霜。
●江田陳氏「開祠堂」
時序再往前推移，大約民國20年前後，山隴兩陳家族因為一起私人鬥毆，險些演成大陸長樂縣兩陳家族的「拚村」事件。民國38年國軍自大陸撤退之前，馬祖各島居民跟大陸之間經常保持密切往來。山隴陳依茂老先生說，文石陳氏大約在清朝康熙二年（西元1663年）開始，自長樂文石村陸續遷來，而文石陳氏則早年起源於長樂縣江田一帶。根據返鄉探親的人士指出，現今文石村的住戶大多姓高、劉、林、王等，陳姓只剩約二、三十戶，早年的文石陳氏，幾乎全部遷移到南竿山隴。而嶺南一帶仍然以陳氏為大族，人口結構變化不大。
民國20年前後，山隴文石人士陳官寶（南竿鄉代主席陳登峰之曾祖父）與嶺南人士陳正正（縣議長陳振清之曾祖父），兩人因故發生衝突。陳官寶體型肥壯，高頭大馬，當年經營貨船（俗稱「麻纜」）、商店及酒庫，富甲一方（其實當時大家都窮，富人只是有白米下鍋，不吃發霉的蕃薯籤而已），現今山隴老年人都印象深刻。由於兩人體型相差甚多，陳正正自然不是陳官寶的對手。
山隴嶺南人遭文石人欺負，後來由梅石的嶺南人來討回公道。
陳官寶有一回途經梅石澳，落入仇家手中，被嶺南人擄往內地，準備送到嶺南動私刑。所幸押送陳官寶的一行人在長樂一處澳口被江田陳姓人士發現，經人從中調解後，途中獲釋。事後，為了替外島的家族助勢，江田陳氏一度「開祠堂」，扛了十幾頂轎子前往嶺南，展示江田陳氏的實力和決心，要求對方不得欺壓外島的文石陳氏，否則不惜「拚村」。民國38年前，馬祖與大陸雖然一水之隔，但由於家族之間血濃於水，仍維持著「生命共同體」的緊密關係。
民國38年國軍退守馬祖，由於山隴具有開闊的腹地，經過數十年的經營，商業漸漸取代了漁業，人口遷出和移入之間，兩陳以外「雜姓」的人口已經超越文石與嶺南陳姓的總合，如今山隴的人口結構，兩陳家族已不再各自雄踞一方，這樣的轉變不但對於選舉生態造成衝擊，也將使得兩陳家族之間的百年宿怨，隨著時空轉移，緩緩地淡出歷史。
●孫隴人一夕遷離
根據馬祖的「連江縣誌」記載，陳姓人氏並非山隴最早的住民，這樣的說法也已獲得現今老人的證實。連江縣誌對於「山隴」名稱的由來，有以下的記載：「山隴者舊名孫隴，在三百年前，山隴乃長樂孫厝遷居至此，最先分別定居現今中山堂及養雞場兩處‥‥，後來因孫家漸沒落，又因口音關係，逐漸變名為山隴。」
六百年前，山隴廣場一帶原是一處可以停泊船舶的澳口，孫隴人都住在兩邊的半山腰，數百年後，山上沖積的泥土堆積成為現今的平地。三百年前文石陳氏移民來此，澳口已經成為一條水溝，後來大約民國53年左右，填築土石成為廣場。所謂「滄海桑田」，山隴就是活生的例子。
連江縣誌關於「孫隴」的記載大致可靠，因為山隴民眾曾在舊街上方的養雞場附近挖到磚瓦、石臼、石磨及銅錢等古物，也曾在馬中下方「隴裡」的田地裡發現船纜、船錨等物品。昔日山隴業餘「說書人」陳金妹說，先人流傳山隴一帶原先住著孫姓人氏，因此稱之為孫隴，後來因為海上倭寇為患，明朝朱元璋皇帝下令遷村，並一把火將全村燒光。
陳金妹的說法，與歷史記載十分吻合。明初，方國珍與張士誠的敗軍餘眾逃竄海上，跟倭寇結合，洪武21年（西元1388年，距今608年），朱元璋下令「盡徙島民」「片板不得入海」，就連澎湖的居民都被遷回漳州泉州，房屋全部剷平，以防盜匪居住，因此，山隴孫姓人士遭明朝政府強制驅離，房舍一夕全毀，這樣的歷史推斷，應屬可信。由此可見，山隴的開發史，可再向前推進600年以上，在宋、元年代應該就有人居住了。
至於連江縣誌中有關孫姓人士由「長樂孫厝」遷來的說法，經本縣長老陳道茂的查證，長樂縣不論新舊地圖，其中都無「孫厝」的地名，此一記載應屬錯誤。另外，孫姓人士應是突然之間全部消失，而非縣誌所說的「孫家漸漸沒落」。
山隴的先住民「孫隴人」被迫搬遷內地後，由於明朝實施全面的鎖國政策，「片板不得入海」，使得馬祖列島在往後的300年間，人煙罕至，只有海上倭寇出沒其間。
至於孫氏一族他們來自何處，去往那裡，已是不可考據的歷史之謎 。文石原名「彥石」 山隴「文石」的讀音之謎，也頗令人感到有趣。「文石」兩字福州話的讀音，唸起來像「顏石」，卻一點都不像「文石」。
陳經遲（南竿鄉公所陳玉福之父）是山隴富商陳官寶的兒子，早年念過幾年私塾，他說，「文石」原名「彥石」，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把「彥」字下半部拿掉，而讀音卻沒有改變。這樣的解說，可信度甚高，「文石」應該是從「彥石」演變而來。
陳經遲還表示，早年他的老師告訴他，由於清朝閩海一帶海盜橫行，時常掠劫大陸沿海，因此在南竿置「煙台」，盜匪出現時，舉烽火為號，以利官兵防禦。現今南竿最高的「雲台山」，原名「煙台山」。馬祖原本就不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地方，對於有意義的地名，尤其應該善加保存及回復。比如「介壽」就不比「山隴」來的有意義，「仁愛」也不比「鐵板」的原名有價值，鐵板乃因其澳口的黑色石板堅硬如鐵而命名；而「經澤」以福州讀音不雅，其變更的過程更是充滿了高壓手段，其實，福沃的民眾大多是長樂縣「厚福」人士遷居而來，取名福沃，有追思故鄉的深遠含意。
●內地三波移民潮
大約在孫隴人離開300年後，山隴又再出現內地的移民。根據林金炎「馬祖列島記續篇」記載，內地向外島遷移主要有三次移民潮：最早在明末清初，竿塘洋面和白犬洋面海盜肅清後，閩海一帶漁家子弟陸續遷入，後來在康熙年間又實施了數次海禁，直到康熙22年解除海禁後，才又開始了另一波的移民；第二期是在民國 7年「洪 海災害」之後；第三期則是抗戰期間到民國38年國軍撤退。
「長樂縣誌」記載，民國7年夏天，閩江口一帶發生巨颱，使得長樂縣沙尾、厚福、汶上、曹朱、東山、后山等村莊成為一片澤國，災民達5、6萬人，更由於海水浸蝕田園，數年不能種植稻米等農作物，於是大批災民遠走離島，找尋生路。
當時馬祖未受洪海之災，適種稻米、蕃薯，並可以海為田，許多流民前來討海墾荒，湧入大批外來人口。
民國38年最後一批逃避赤禍的移民潮過後，山隴的居民已近千人， 僅次於牛角村，成為馬祖第二大村。
●漁村轉型新市鎮
同樣是漁村，際遇大不相同。在官方最早的人口記錄中，民國45年，南竿全鄉人口5266人，山隴村1015人，僅佔全鄉人口20％，只能算是一處普通的小漁村，而當年津沙村也還有664人，離島的西莒的人口超過千人，東莒有800多人。四十年後，現今山隴仍住有1300多人，人口佔南竿鄉41％，已成為馬祖列島行政中心。比較之下，曾經與山隴人口相差無幾的津沙，如今剩下不到100人，而莒光鄉東、西兩島加起來卻只有500多人，不及山隴的二分之一。
漁村走向飄零，乃外島地區普遍的現象，山隴則是少數幸運的例外。現今的山隴，廣場上商店櫛比鱗次，車輛熙來攘往，俗豔的霓虹燈招牌閃閃爍爍，空氣中早已不再飄蕩著熟悉的魚腥味。雖然說山隴已經轉型成為商業新市鎮，可是，舉目望去，低矮的房舍、不協調的建築風格，錯亂的市區動線，以及縣政府前面突兀的大片農地，這樣的「馬祖行政中心」，實際上還停留在「待開發時期」，距離現代化的商業新市鎮，仍有一段很長的，努力的路要走。
(馬祖通訊第36期／1996年5月17日／劉家國)
